生命的另一种开始
20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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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一座诞生了“微尘”的城市，是一座“红飘带”始终猎猎飘扬的城市，这座城市涌动着一种以奉献为幸福的大爱之潮，而遗体捐献，就是这种爱之大潮中的动人浪花。
通过遗体（器官）捐献，让逝者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活着”，让受捐者的生命以一种饱含温情的方式开始着，正成为这座城市走出世俗偏见的更多的市民的选择青岛是国内较早开展遗体捐献工作的城市，自1997年正式接收遗体捐献至今，青岛已有244位捐献志愿者实现了遗体（器官）捐献，共有2000多人签下了《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书》。
244个无私的生命，让这座一直被爱包围着的城市动容，他们默默无闻，无意间，在这座城市的公益榜上留下了闪亮的一笔。
逝者欣慰，因为在生命之烛熄灭后，他们的精神依然延续；生者感怀，因为有无私的给予，生命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
在这种延续与开始中，青岛的城市精神再次得以彰显、提升。
让我们向那些无私的奉献者致敬！
2月20日中午，一位83岁的老人拉着老伴的手走进了市红十字会，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他一身薄衫短裤的打扮，让人惊诧不已，而身体健硕的老人提出的申请更让人有些许意外：捐献遗体。老人是某老年网球协会会员，身体十分硬朗，“有些老球友在一块儿总是攀比谁家买下的墓地更好，我觉得太没意思了，人死后还能对社会有点儿用才是最有价值的。”老人一番话说完，工作人员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
我市是国内较早开展遗体捐献的城市之一，从1997年正式接收遗体捐献以来，已有244位捐献志愿者实现了遗体 （器官）捐献，共有2000多人签下了《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书》。但这一数据，对医院里等待器官移植延续生命的患者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最缺的是 “供体”，不是技术
目前仅青医附院就有三四十名肾病患者、五六名肝病患者在等待接受器官移植。青医附院、四一医院和市立医院已完全具备器官移植技术
“在我们医院里，目前就有三四十名肾病患者需要做肾移植手术，还有五六名肝病患者在等待接受肝移植。”青医附院器官移植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数据在一周之后就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患者“等不起”，肾病患者依靠透析一般还可坚持三五年，“肝衰患者能撑三个月就不错了”。
全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手术量仅区区1万例。由于缺少器官来源，近3万名可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的盲人中，每年接受移植者不到1200人。而捐献一副眼角膜，至少可使两个盲人重见光明。对于这些急等着救命的患者来说，当前最缺的不是技术。
据了解，早在1985年，青医附院就成为国内第一批肾移植手术临床成熟的医院。1999年，该院的肝移植技术也实现了临床应用。2007年，国务院通过了我国第一部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后，青医附院又成为全省唯一经卫生部批准的具有肝肾移植资质的医院。2011年11月，青医附院、四一医院和市立医院又相继成为省卫生厅指定的心脏死亡捐献肝脏、肾脏移植试点单位。也就是说，我市已完全具备了为患者进行器官移植的能力。
但是，供体的极其缺乏让延续生命的渴望受到了阻碍。青医附院肝胆外科专家张斌告诉记者，在非常有限的捐献者当中，诸如恶性肿瘤患者、传染病患者和重度感染患者捐献的遗体都无法成为质量合格的供体，自从获得试点准入以来，已有3例遗体捐献者因供体不合要求而遗憾地没有实现器官移植。
专家介绍说，我市用于医学教研的遗体需求量每年在150具左右，而这个数量从来没有满足过。据了解，尸源缺乏时曾经出现过几十个学生解剖一具尸体的情况。人体解剖学是了解人体结构的基础课，医学学生正是从志愿者的遗体上，认识了第一根动脉、第一根神经，最终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而一位眼科医生走上手术台前，至少要经历50次眼睛解剖的实践。
实质性“障碍”亟须跨越
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束缚还不是遗体捐献器官移植最大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实施的效率和措施这些实质性问题
在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张少芹眼里，遗体捐献数量偏少，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固有的一些传统观念作祟。很多中国人特别不愿意去世后遗体变得不完整，尤其是对于逝者的亲属来说，感情上不容易接受，一些逝者的儿女还担心捐出老人遗体会被别人指责不孝。由于观念上难以接受，有不少遗体捐献者在自己提出申请后，还会遭到家属的强烈反对。
而在张斌看来，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束缚还不是遗体捐献器官移植最大的障碍，一些实质性的实施障碍更期待早日破除。
据了解，按照程序，器官移植的热缺血时间（即从捐献者心脏停跳至医学灌注时间段）不能超过15分钟，冷缺血时间（即从灌注到移植时间段）不能超过12个小时，而在实际操作中，因确认死亡、通知家属、告别等不得不进行的程序，使得前一个关键时间段非常紧张。在一些器官移植捐献率较高的发达国家，高速公路警察的警车里通常都备有移植手术的必备器械，因为根据当地法律，驾驶员志愿捐献器官的意愿在驾照上有明显标记。一旦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有两名以上专业医师确认事故现场人员脑死亡，就可立即实施器官摘取。
“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和东西方的生死观不同，我国目前显然无法复制这样的效率和措施，但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应慢慢吸取。”张斌认为，这件事只要启动就不算晚，否则患者永远在等待。
期待由 “动员”向“服务”转变
随着社会进步，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重点将从协调转向为市民提供 “怎么捐，上哪儿捐”等信息服务
张少芹还是我市刚刚培训上岗的遗体捐献协调员之一，她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不是“劝捐”，而是在一些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处于临捐状态时，告诉其家人还有遗体捐献这样一种让逝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的途径。
“尽管这种工作不好做，但还没有遭遇太多的排斥。”张少芹欣
慰地表示，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毕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协调工作肯定会越来越好做。
张少芹告诉记者，大约从2009年开始，自愿捐献遗体的市民比往年明显多了起来，当初设在福宁园内1500多平方米的“奉献林”（签署捐献志愿书后即可认领纪念树）如今已绿树成荫，到了急需扩建的境地。而设在松山路青大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 “生命奉献展厅”里，已铭刻了244位实施捐献的志愿者生平和事迹，供后人瞻仰。
“这不仅是一种遗体捐献文化的展示和普及，也是让捐献者得到足够的尊重。”张少芹认为，随着社会进步，今后他们的工作重点更多地应是让人们了解 “怎么捐，上哪儿捐”。
张斌对此也有同感。他说，自古中国人就不缺乏“人死如灯灭”的豁达，更有“为国捐躯”的豪情，更何况在普遍实行火葬的今天，让人们接受 “捐献器官为他人造福”的观念并不是一件难事，重要的是广泛宣传符合国际医学伦理的知识，避免错误的信息误导公众对器官移植的理解。
采访中，张斌等专家建议借鉴发达国家合理的补偿机制，由受体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回馈红会等民间组织，红会再借此建立一种基金，对有家庭困难的供体给予适当的扶助，“这样更能体现社会公平公正，也有利于调动社会的积极性。”
来源：青岛新闻网-青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