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两代人11年间同一家医院实施亲属肾移植

“我的第一次生命是妈妈给的,第二次是医生给的!”今天,康复出院的刘先生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团队表示无尽感激。刘先生也就此成为国内ABO血型不合肾移植血型抗体“最高纪录”病例。
出院

“我的第一次生命是妈妈给的,第二次是医生给的!”今天,康复出院的刘先生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团队表示无尽感激。刘先生也就此成为国内ABO血型不合肾移植血型抗体“最高纪录”病例。

刘先生的就诊经历

今年30岁的刘先生于去年(2017年)5月在检查时发现血肌酐升高,在中山医院肾内科就诊后被诊断为IgA肾病,遂在当地医院做透析治疗。为减轻血透痛苦,提高生活质量,他来到中山医院泌尿外科戎瑞明主任医师的门诊寻求帮助。

在完善相关检查后,医生决定为他行肾移植手术,刘先生听闻表示赞成,他的两位亲姐姐和妻子均愿意捐献肾脏给他。由于亲属肾移植的供体通常都是父母,病人的两位姐姐和妻子首先提出捐献意愿让医生有些诧异。“ 

“我妈妈10年前曾在这家医院做过肾移植治疗,手术很成功,所以对中山医院,我是很信任的。”刘先生一家的命运多舛让人唏嘘,他们一家对中山医院的信任也让医护人员非常感动。”

11年前

2007年,刘先生的母亲因尿毒症在中山医院诊治,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刘爸爸捐献了1枚肾脏给刘妈妈。泌尿外科朱同玉教授、戎瑞明主任医师为他们做了亲属肾移植手术,术后刘妈妈恢复良好。

“妈妈在中山医院肾移植很顺利,我和大姐都争着想给母亲捐肾,但爸爸疼爱我们没允许。当时丈夫捐献给妻子肾脏的案例非常少,他们的故事被媒体报道,爸爸妈妈至今还收藏着那份报纸。”

那一幕,刘先生的二姐记忆犹新。

经过戎瑞明主任医师的初步检查筛选,刘先生的大姐、二姐和妻子的血型均不相容,大姐、二姐是B型,妻子是A型,刘先生是O型。而中山医院2016年已开展血型不相容肾移植,并且术前处理体系已较为成熟,所有病例均取得成功。因大姐有肾结石,不能作为健康供肾者。所以,戎瑞明主任医师对其二姐及妻子进行了血型抗体检测,结果却大吃一惊:两个人抗体都非常高,分别为1:2048和1:4096,而进行血型不相容肾移植需要把血型抗体控制在1:16之内!经医生与家属充分沟通后,选择抗体低度相对低的刘二姐作为供体。

即使如此,1:2048也是国内ABO血型不合肾移植的最高纪录!

供体确定后,刘先生遂住院进行了血型不相容肾移植预处理,清除体内血型抗体。一个月后,他再次住院,进行术前血浆置换,等待抗体降到理想范围,行亲属肾移植手术。就当所有人都在期待血浆置换完成后的移植手术时,在进行血浆置换3次后,刘先生突发心衰、肺部感染和肺不张,血氧饱和度降低,不能平卧,遂立即转入中山医院外科监护室进行治疗,肾移植医生和重症医学科医生通力合作,经过积极治疗后,病人终于转危为安,病情稳定,暂时出院休养,等待身体恢复后,再考虑手术。

在休养的日子里,每一天对刘先生都是一种煎熬,2018年一过完农历春节,刘先生一家又非常迫切地找到戎医生,准备再次入院行肾移植手术。在肾内科、输血科等科室进行多次血浆置换后,他的血型抗体逐渐降低,按肾移植团队的预期,预定于2018年3月12日进行手术。

在肾内科、输血科等科室进行多次血浆置换后,他的血型抗体逐渐降低,按肾移植团队的预期,预定于2018年3月12日进行手术,但是最后一次血浆置换,血型抗体却没有下降,维持在1:32。为确保手术安全,手术延期,病人再次进行了2次血浆置换,最终抗体降到合理范围。

中山医院副院长、泌尿外科朱同玉教授领衔肾移植团队戎瑞明主任医师、许明主任医师、王宣传主治医师等进行了审慎评估,并与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后,最后决定施行肾移植手术。

2018年3月19日,刘先生及其二姐同时进入手术室,进行亲属肾移植。手术过程也是极具挑战——由于刘先生之前进行血液透析治疗时,右侧股静脉有置管,戎医生评估后决定不使用常规肾移植手术的右侧髂窝,选择左侧髂窝手术部位,以致吻合静脉的位置会较深;而刘二姐左侧肾脏动脉有多支,只能选取右侧肾脏,肾脏的静脉较短,因此手术难度明显增加。

戎瑞明、许明医生及肾移植团队用时3个多小时成功完成姐弟俩的肾移植手术,刘先生术后第1天的尿量就达11885ml,2天肾功能即恢复正常。

作为一名感受着亲情阳光滋润的终末期尿毒症病人,刘先生说出院的这一天是他重生的新生日。一家两代人在同一家医院进行亲属肾移植,与中山医院结下不解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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